日本的中国书画收藏，尤以关西地区受中国辛亥革命影响较大。辛亥革命以前，日本的中国书画收藏主要是古镰仓、室町时代以禅宗寺院和足利将军家为中心收藏的书画，或江户时代黄檗宗带去的书画。辛亥革命以后，中日两国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由明治进入了大正时代，日本人也以此为契机，掀起了中国书画收藏热。以日本关西地区为中心的中国书画收藏，不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皆与之前大相径庭。

原田家族和博文堂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已经正式走上向近代国家转型的道路。随着眼界的不断开阔，日本人的中国观逐渐回归到“重新认识中国”的轨道上来。在战乱中，中国古代书画大量流入日本，开启了新的传承命运，出现了中国书画流入日本的第二次浪潮。在日本近代中国书画鉴藏史上，有多位以家族为单位的收藏团体闻名于世，如原田家族、黑川家族、藤井家族等。其中，原田家族以中国书画在日本的介绍者身份，为中国古代书画在日本的递藏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原田悟朗出身于武士家族，是日本著名出版社“博文堂”的第二代主人。明治维新让很多日本武士阶级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基，他们当中拥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和雄厚财力的人们，开始投身于新兴产业的热潮。日本社会关于中国书画的鉴藏活动也始于此时。日本学者采访并整理的《原田悟朗先生访谈——大正、昭和初期中国画藏品的建立》一文说到：

　　虽说我们早已了解中国爆发革命的详情，但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有大批装满中国书画、铜器、陶器、缂丝等美术品的包裹从中国寄来，当时还是感到非常诧异的。

　　作为当时最著名的出版人之一，原田悟朗在那之前从未接触过中国艺术品，也是以此为契机，他正式成为中国美术品尤其是中国书画在日本的介绍者和传播者。在《原田悟朗先生访谈——大正、昭和初期中国画藏品的建立》一文中，原田悟朗还说到：

　　由于父亲当时不明就里，便去请教其好友内藤湖南先生，将收到的部分物品展示其面前，并告知内藤先生有这样一些物品从中国寄来。内藤先生并未感到意外，随口问道：“已经寄到了吗？好快啊！”原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如同日本明治维新一样，效力于宫廷的达官贵人失去荫护，只得自谋生路。所以他们希望将收藏的美术品变现，便拜托京都大学方面在日本引荐合适的认识。内藤湖南先生推荐了父亲原田庄左卫门。于是，对方很快将东西寄来。

　　当时，京都大学拥有一大批优秀的汉学家，如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人。这也是京都大学方面将此重任交付内藤湖南的原因。同时，日本外务省还通过当时的“中国通”犬养木堂来联系从中国向日本寄送美术品的相关事宜。原田父子在当时日本出版界有较高声望，在内藤湖南和犬养木堂的双重推荐下，物品从四面八方寄送至博文堂。在原田悟朗的访谈中，他还回忆道：“陈宝琛十分担心宫廷书画藏品在战火中损毁散佚，冒着巨大危险向原田悟朗发来请求，希望这些难得的稀世珍品能在邻国日本得到完好保存。”在首批运送的美术品中，有大量传世珍品，如现藏于大阪市立美术馆的文嘉作品《琵琶行图》便在此列。

文嘉《琵琶行图》

　　辛亥革命之后，一些与清宫无关的人士也开始向日本寄送美术品，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林长民。他身居高位，靠卖艺术品来筹措内战军费。也可以想象，他寄送到日本的美术品质量非同一般。原田悟朗曾说到：

　　林长民寄来的物品数量惊人，足足装满了十几个大型中式行李箱。他的包裹，困扎方式特殊，箱子上绑着好几道绳索，十分牢固。他虽出身军旅，但很有品味，寄来的物品中有很多珍品。如现藏于京都国立博物馆的吴历《岑蔚居产芝图》便在其中。

　　原田家族具有雄厚的财力，但面对这样庞大数量的美术品，他们也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接收。原田作为重要的出版人，凭借其巨大社会影响力，向与他们有往来的友人、财团等不断介绍，最终打动了很多对中国美术品感兴趣的人。其中就包括日本重要收藏家上野理一、小川为次郎等人。当时能真正理解中国美术品的人为数不多，也有部分美术品无人接收，其中霭霭庄旧藏的一千四百余枚古铜印便是此类，这些古铜印艺术价值虽高，但却无人愿意收藏。后来，经犬养木堂给藤井善助写信，向其提供了具体接收方案后，藤井善助才将这批古铜印接收。自此，藤井善助走向了收藏中国美术品的道路，成为真正的藏家，逐步建立了“藤井齐成会有邻馆”，至今在中日两国艺术品收藏界仍有较高声誉。在原田的带动下，同期开始走向中国美术品收藏之路的藏家有很多，如富冈铁斋、山本澄怀堂、桑名九华印室、高岛菊次郎等。

　　博文堂在日本出版界颇具盛名，在收藏中国书画作品的同时，还复制大量优秀中国书画作品并结集出版。作为出版人，原田将这些中国书画刊行是件普通的事情，但对于当时的普通日本人而言，见到数量如此庞大的书画珍品实属难得。他的这一举措开阔了普通人的视野，为日本人形成全新中国观提供了重要原动力，也为日本社会对中国美术品的认知提供了绝佳的立足点。此外，一九二八年，原田悟朗策划了题为“北宋以前南画展览会”的展览，将南画正式带入日本人的视野，此次展览会的图录就是众所周知的《南画渊源》。此前，北宋谱系绘画在日本广为人知，这次展览会扭转了日本人错误的中国绘画观。内藤湖南曾说道：

　　这些新传入日本的中国画，从数量上看，无疑遥遥领先于此前传入日本的中国画；从作品来看，新旧之间也存在着根本无法相比拟的差别。其中，很多在美术史上有很大影响力却从未见过的名家真迹，这些作品才是传承有绪的真正名作。

　　内藤湖南见到这些作品时心情激动，措辞也有夸张的成分，可见这次展览会作品内容之丰富。同时期，在东京举办的“唐宋元明名画展”，亦有大量前所未有的中国画。这些展览会的举办及相关图录的出版，让宋元书画真正走进日本社会，为日本在中国书画研究领域飞速进步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元时期书画珍品伴随着日本人对中国美术品的新认知陆续传入日本，掀起了中国美术品在日本的收藏热，也是日本的中国美术品鉴藏团体形成的开端。在中国美术品流入日本之初，人们对书画作品艺术价值的认知尚未达到一定高度，导致在中国书画交易热潮中，一些书画名作与日本藏家擦肩而过。最具代表性的要属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镇馆之宝、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曾三度被送到日本售卖，但终因无人购买而未能留在东洋地区。又如现藏于美国弗里尔艺术馆的赵孟頫《二羊图》和邹复雷的《春消息图》等书画珍品，都经历了这样的命运。此外，当时也有很多具有争议的作品，不受藏家的喜爱。如《潇湘卧游图卷》初到日本之时，由于画面过于精美，一度被认为是伪作，而无人收藏。值得庆幸的是，时任东海银行行长的菊池长四郎以其独到的眼光将其收藏，并悉心保管。即使在关东大地震时，此作仍免于被毁的厄运。除《潇湘卧游图卷》外，菊池长四郎还藏有当时被看作异类的画家八大山人、石涛等明朝遗民画家、扬州八怪等画家的作品。其中，当今备受推崇的《仿石涛扬子江图》也是菊池长四郎的重要藏品之一。

《潇湘卧游图卷》（局部）

　　优秀书画艺术品的鉴藏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对艺术品的审美能力等多种因素，缺一不可。原田悟朗在中国书画收藏方面，除得到狩野君山、内藤湖南、长尾雨山、犬养木堂等对中国文化和艺术有深入研究的优秀人物的指导外，他自身对传入日本的中国书画的理解和作为优秀出版人的敏感性，都使他对中国书画收藏的选择有着独到见解。他还将收藏的大量书画珍品，编印刊行了图录。其最有名的藏品——八大山人的《山水花鸟画册》，为他后来成为书画鉴藏大家奠定了重要基础。内藤湖南曾说道：“原田悟朗对中国书画的收藏，让日本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即只有我国才有资格来撰写第一部详尽的（中国）绘画史。”可见，他在日本近代中国书画鉴藏史上的地位。当时，随着日本宪政运动的展开，爱好中国书画且为犬养木堂支持者的博文堂第一代主人原田庄左卫门，在犬养木堂的引荐下成为中国书画的进口商。博文堂依靠内藤湖南、长尾雨山、罗振玉等人来鉴定作品，与博文堂来往频繁的书画爱好者如上野理一、阿部房次郎、黑川幸七、藤井善助、小川为次郎等人，以及东京的山本悌二郎、菊池惺堂等人，形成了关西中国书画鉴藏团体。

内藤湖南

　　著名学者内藤湖南两次到访北京，是日本的中国书画收藏界的两次重要契机。第一次是一九一〇年，内藤湖南及其同僚狩野直喜、小川琢治、富冈谦藏等人一起到访北京，进行与敦煌文献相关的考察，这次活动是明治时期日本收藏中国书画的重要契机。此次访问中国，他们见到了与之前传入日本的中国画完全不同的绘画作品，他们造访了当时第一大收藏家端方的宅邸，在端方的藏品中，他们首次见到郭熙的《溪山秋霁图卷》（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等许多中国书画珍品。

《溪山秋霁图卷》（局部）

　　《溪山秋霁图卷》被后世看作是郭熙的代表作。然而，此种风格的作品在日本几乎失传，或者说北宋山水风格的作品在日本不多见。这次活动也让内藤湖南打开了眼界。回国后，他将见闻告诉时任大阪朝日新闻社社长的上野理一，这也成为上野理一关注中国美术的一个重要契机。内藤湖南还将他向罗振玉借观并带回日本的《宋拓圣教序》转让给了上野理一，成为上野理一的藏品，也成为日本关西地区最早的一件中国美术收藏品。关西地区的收藏家及美术商博文堂的原田庄左卫门和原田悟朗父子对此也有了解。

　　在流入日本的大量中国书画作品中，不乏经典作品，但若想从中购得名家剧迹，绝非易事。对于收藏家来说，获取名作的渠道非常重要。内藤湖南于一九一七年再次访问北京，成为日本的中国书画收藏界的第二次重要契机。此时，恰逢北京著名收藏家们为天津水灾募捐而举办的为期一周的京师书画展览会，展品每天更换，令内藤一行再次饱览当地藏家的藏品。展览展出了当时著名收藏家完颜景贤、颜世清、关冕钧、郭葆昌、金城等人的藏品，从六朝至清代的作品高达三百七十一件。展出的作品中，完颜景贤的藏品多达四十二件，其中包括张僧繇的《五星二十八宿图卷》、王维的《伏生授经图卷》、李成和王晓合作的《读碑窠石图》、燕文贵的《溪山风雨图卷》（别名《江山楼观图卷》）、龚开的《骏骨图卷》等。他的藏品继承了已故藏家端方和盛昱的旧藏，十分丰富。展览还展出了苏轼的《黄州寒食帖》、米芾的《草书四帖》、冯子振的《居庸关赋卷》等书法名品。博文堂根据内藤湖南提供的信息对完颜景贤所藏名品进行追踪调查，并将这些藏品转售给阿部房次郎，从而形成了阿部房次郎的主要藏品群。有了内藤湖南掌眼后，日本藏家的藏品质量也较之前直接从中国购入的状况有很大提高。从这些展品信息来看，除苏轼的《黄州寒食帖》是东京的菊池惺堂所经手外，其余全部是阿部房次郎入手的。

米芾《秋登海岱楼作诗帖》

　　当时，欧美藏家亦以雄厚的财力参与其中，竞争激烈。创立弗瑞尔美术馆的查尔斯·弗瑞尔于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〇年间四次访问中国，并抢在内藤湖南之前两次造访端方，最终购得郭熙的《溪山秋霁图卷》。时任波士顿美术馆中国日本美术部部长的冈仓天心则在一九一二年到访完颜景贤的半亩园，购得《宋元画册拾翠》。此画册包含南宋夏圭的《风雨行舟图》，一九一〇年曾在景贤宅邸见过此图的泷精一在《国华》杂志中对其赞不绝口。此外，波士顿美术馆还藏有唐阎立本《帝王图卷》、宋徽宗《捣练图卷》等名品。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犬养木堂、山本悌二郎、藤井善助为首的日本藏家一致认为，东方的艺术品应被东方收藏。

　　在日本关西地区形成收藏中国书画的态势之后，廉泉、庞莱臣、金城、颜世清等中国藏家亦将其藏品售卖其间，关西地区的藏品遂日渐丰富。藤井善助入手的郎世宁、唐岱合作的《春郊阅骏图卷》，原为清朝内府藏品，义和团运动后现于琉璃厂，为金城所购，开始在市面流转。据一九一七年“京师书画展”图录及一九二八年在东京举办的“唐宋元明名画展”的图录记载，此画曾在这两个展览上展出过。此后，藤井善助从金城长子金开藩手中购得。

　　凭借在大阪朝日新闻当评论记者时养成的行动力及对机会的敏锐感觉，加之其在政商两界丰富的人脉，内藤湖南在关西地区收藏中国书画的风潮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而且，他的领袖特质不仅体现在这一点，还以其博览中国一流作品的经验，以及作为历史学者、文化学者所拥有的广博知识为支撑，确立了对中国书画独特的认知，并大力宣扬这种观念。在绘画方面，他推崇明末董其昌倡导的南北宗论及南宗正统画论，认为南宗起于唐王维，继之以五代北宋的董源、巨然，元末四大家，明沈周、文徵明，一直到清初“四王、吴恽”这一支为正统，而不应学习肇端于唐李思训，南宋画院马远、夏圭以及明朝浙派所师承的北宗。并认为，之前流入日本，被日本人所推崇的绘画风格，不过是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画风，而并非正宗中国传统绘画。然而，内藤湖南不是教条地宣扬此种理论，而是进一步坚持遵循中国绘画的主流观念。他还认为“只有通过实际作品，才能体现古代的绘画观，并以一种超乎寻常的热情引领了藏家们的收藏活动”。在书法方面，内藤湖南尊以王羲之为典型的晋唐正统书风，主张研究传承唐代以前的书法作品及古代笔法的智永《真草千字文》等作品。杨守敬赴日，携带了大量金石碑拓，为日本书家打开了眼界，开启了崇尚六朝碑学的风尚。但内藤湖南等人的主张却与之不相容，他依然认为唐风书法为书学的正统。其言行与主张不仅被藏家所接受，也得到当时学者们的赞同，其周围聚集了狩野直喜、长尾雨山、富冈谦藏、青木正儿、伊势专一郎、神田喜一郎等众多学者。即当时被称为“京都学派”。其中，长尾雨山孤身一人在京都，他在担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时卷入教科书贪污事件后辞职，一九〇二年移居上海，在商务印书馆从事翻译工作，一九一四年回国。长尾雨山是能作汉诗也能写中国传统书法的文人，在上海时与郑孝胥、吴昌硕等文人常相往来。他与内藤湖南一起，指导关西地区的中国书画鉴藏活动。藏家入手作品后，往往请内藤湖南与长尾雨山出面鉴定，并请他们题跋。至今，流传日本的名作基本都可见内藤湖南和长尾雨山题跋。

　　罗振玉也是关西收藏成势的关键人物。他在中国以研究金石文字学著名，辛亥革命爆发后，经友人内藤湖南的协助，携弟子王国维及家人赴日本避难，曾在京都生活八年之久。赴日之际，他携带了大量书籍、甲骨、青铜器、古玉、书画等文物，数量多到搬运一个月都没有搬完。但为了支撑大家族的生活和继续从事研究，他不得不将其中大部分藏品出售。他还经常为日本收藏家们的藏品进行题签、题跋等，关西收藏界能常见到罗振玉的题签、题跋和盖有其印章的书画。如上野理一藏《王羲之宋拓十七帖》、小川为次郎藏王维《江山雪霁图卷》及董源《溪山行旅图（江南半幅）》等名作上均可见到罗振玉的题跋。比起内藤湖南，罗振玉更加推崇始于王维的“南宗衣钵”的南宗论，且属于尊王羲之为正统帖学派的代表，他对关西地区的收藏方向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内藤湖南作为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对中国书画的鉴赏眼光独到。他认为收藏中国书画应以“开启日本人正确鉴赏中国书画的眼光”为目的，进而提倡时常在关西地区举办各类书画展等活动。如在京都举办的以长尾雨山和内藤湖南为中心的雅集、纪念因王羲之《兰亭序》而知名的兰亭修禊“癸丑上巳之日”的兰亭会、纪念苏东坡诞辰的寿苏会（五次）、以及纪念苏东坡咏叹《前赤壁赋》的“壬戌寄望”的赤壁会等。雅集时由参加的文化人及藏家带来书画作品并在现场陈列展示，参加者也为此竞相收集优秀作品。一九二四年的兰亭会中展出的犬养木堂藏《定武兰亭序》、安达万藏收藏的《王羲之游目帖》等作为其中受到高度关注的收藏成果，对于促进日本关西地区高质量的收藏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鉴藏团体及收藏机构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书画收藏，按地域划分为关东和关西两个区域。关西地区的藏家和藏品在全世界影响很大，主要收藏机构和收藏家包括京都国立博物馆的上野理一及须磨弥吉郎收藏、藤井齐成会有邻馆的藤井善助收藏、泉屋博古馆的住友春翠和住友宽一收藏、大阪市立美术馆的阿部房次郎收藏、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的黑川幸七收藏、奈良大和文华馆的矢代幸雄收藏、信乐观峰馆的原田观峰收藏、澄怀堂美术馆的山本悌二郎收藏。其中，须磨弥吉郎、住友春翠、住友宽一、林宗毅、山本悌二郎的藏品是以东京为中心购得。

（传）唐·王维《伏生授经图卷》

（一）上野理一、阿部房次郎、山本悌二郎、黑川幸七、藤井善助

　　他们的收藏全部为宋元明清的藏品。辛亥革命初期，日本关西地区掀起中国书画收藏热，他们购得大量藏品。阿部房次郎的藏品主要购于北京和上海，其中宋元以前书画是他收藏的重点，他还购得完颜景贤和清宫旧藏的名品，如（传）唐代王维《伏生授经图卷》、（传）北宋李成、王晓《读碑窠石图》、北宋燕文贵《江山楼观图卷》等。阿部房次郎热爱东亚美术，对中国书画有着特殊的情结。他在其编著的图录《爽籁馆欣赏》中说到：

　　导正偏重物质主义、轻视精神文明的风潮，实有其必要性。希望借由艺术调和人心，培养优雅气质。相较于欧美，日本设立美术馆机构的起步时间较晚。东亚古美术中，又以中国美术的成就最高。这样的中国美术品在兵乱中散佚毁坏，着实令人难以忍受。

　　当时中国因战乱导致大量文物散佚，流失海外，阿部房次郎在文中阐述了自己从事艺术品收藏的原因，他尽一己之力担负起对这些珍贵文物保护的责任。

（传）北宋李成、王晓《读碑窠石图》

（二）住友春翠、矢代幸雄

　　他们的收藏以宋元明清的藏品为主，但他们的藏品不仅限于中国书画，还有日本、韩国的书画等。除书画外，住友春翠还以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收藏闻名于世。他的重要书画藏品有（传）阎次平的《秋野牧牛图》和清代沈铨的《雪中游兔图》等名作。此外，矢代幸雄与大和文化馆有密切关系，在大和文化馆创立时，矢代幸雄负责搜集藏品，做出很大贡献。其著名藏品（传）北宋赵令穰的《秋塘图》和李迪的《雪中归牧图》等就是矢代幸雄所购得。

（传）北宋·赵令穰《秋塘图》

李迪《雪中归牧图》

（三）住友宽一、桥本末吉

　　他们以收藏明清时期的作品为主。住友宽一的收藏主要以明末清初为主，尤其明代遗民画作较多，如“明末四僧”，石溪、石涛、渐江和八大山人等富有个性的书画大家，他还致力于将这些名家精品收集齐全。他的收藏名作如八大山人的《安晚帖》和石涛的《庐山观瀑图》。这也是后来住友宽一的中国书画收藏享誉全世界的原因。比起住友宽一，桥本末吉收藏的明清书画范围较为广泛，他钟情于明末清初怪异画风和江南都市画派的作品。他的藏品中最有名的作品如石锐的《探花图卷》、吴彬的《溪山绝尘图》、龚贤的《云林山居图》等。

八大山人《安晚帖》

石涛《庐山观瀑图》

吴彬《溪山绝尘图》

（四）须磨弥太郎、原田观峰、林宗毅

　　他们的收藏以近现代中国书画作品为主。二战前，须磨弥太郎曾在中国做过十一年的外交官，他利用长期在中国工作的便利条件，关注中国书画的收藏。他和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许多画家都有交往，他还大量收集了齐白石、刘海粟、高剑父等人的作品。林宗毅原为台湾名门家族成员，后加入日本籍，他的藏品朝代涉及从明清到近现代，部分存放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近现代书画藏品捐献给日本和泉市久保惣纪念美术馆。原田观峰是日本的书法教育家，他的藏品以近现代书画为主，多作为书法教学资料使用。林宗毅和原田观峰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收藏书画，恰逢中国大量书画作品流向海外的时期，还有大量海派书画家年轻时的作品一并流入日本，这些作品也为藏家提供了更多选择。

　　此外，关西地区还有许多规模略小的私人美术馆及收藏家。他们对中国书画的鉴定和收藏也是近代日本书画鉴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当今学界进行中国古书画鉴藏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原标题：简述近代日本书画鉴藏体系的形成——以中国书画鉴藏为中心

　　原载《书法》杂志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