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假帖（局部）

　　■刘一丁

　　近日，读到姜青青先生撰写的《“杭”报背后的那封“情书”》一文，得知《杭州日报》报头为集字所得。其中“州”、“日”、“报”来自王義之，而“杭”来自《淳化阁帖》卷九王献之《余杭帖》。

/ 王献之《余杭帖》的渊缘 /

　　上海图书馆现藏南宋绍兴十一年国子监刻本《淳化阁帖》中的《余杭帖》留下了这样的历史笔迹：“献之白：思恋，触事弥至。献之既欲过余杭，州将若比还京，必视之。来月十左右，便当发，奉见无复日，比告何喻？愿复尽珍重理。献之白。”王献之文中所谓的“余杭”就是今天的杭州。

　　说到大书法家王羲之，那是无人不晓的，这位琅玡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人曾经担任过浙江会稽（今绍兴）内史。王献之是王羲之的第七个孩子，字子敬，在中国书法史上与父亲王羲之并称“二王”，有“小圣”之美誉。

　　在上海图书馆珍藏的南宋绍兴十一年国子监刻本《淳化阁帖》中，王献之的《余杭帖》应该是一件书信，姜青青在《“杭”报背后的那封“情书”》一文中认为，这是一封没写收件人名字的信。《余杭帖》字里行间直白表达了对某人的思念和期盼。人们或许会联想到王献之的婚姻情况：他先娶表姐郗道茂，夫妻恩爱情投意合。后来被新安公主逼婚，休妻再娶。关于王献之、郗道茂的分离以及与新安公主的婚姻，自古颇有争议。有人认为王献之因为郗家没落失势，为门户计才和新安公主成亲。也有人认为王献之是被逼无奈才和公主成亲。王献之为与郗道茂离婚之事遗憾终身。

　　公元386年（东晋太元十一年），43岁的王献之病重，家人请道士主持上表文祷告，本人应该坦白过错，道士问王献之一向有什么异常和过错。王献之说：“想不起有别的事，只记得和郗家离过婚。”直到人生尽头，王献之心心念念的还是他的原妻。《余杭帖》里的这些文字难道是写给郗道茂的？

　　当然，这仅仅只是一种猜测。根据王献之丰富的人生经历，还有诸多的其他可能性。事实上，收信人究竟是谁？这个人与王献之又有怎样的关系？依然是一个不解之谜。后人对《余杭帖》的兴趣，更多的还是聚焦在书法审美的范畴，给予了《余杭帖》“俊美飘逸”的评价。

　　有趣的是，王献之在他的一生中肯定不止一次写过“余杭”这两个字。如果文献充足，或者说如果王献之的手迹抑或书帖能够大量传世，后人会看到比较多的“余杭”字样。事实上，在《宝晋斋法帖》中收录的王献之书帖中，也留下了他书写的“余杭”两个字。

/ 王献之《乞假帖》的缘由 /

　　“宝晋斋”为北宋大书法家米芾的斋号，除了书法的大名之外，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大收藏家，尤其因为他收藏了谢安、王羲之、王献之三位晋代名流的书法真迹而令人称羡。公元1101年（建中靖国元年），米芾得到蔡京所藏谢安《八月五日帖》以后，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宝晋斋”，并制作了斋匾随其所至而张挂。公元1104年（崇宁三年）米芾取书迹入石，可惜的是原石遭兵火而残毁，后葛祐之据火前善本重新摹刻。公元1254年（南宋宝祐二年）至公元1269（咸淳五年）间，曹之格依据米芾残石以及家藏的晋人名帖汇刻而成《宝晋斋法帖》。之所以采用《宝晋斋法帖》这个帖名，是因为曹之格在摹刻的时候，为了表达纪念米芾之意而将米芾“宝晋斋”匾额制于了卷首。《宝晋斋法帖》以真迹上石者不多，主要是模刻其他法帖，并以曹士冕的《星凤楼帖》为主。

　　《宝晋斋法帖》共十卷，现藏上海图书馆，是当前公认的宋拓全本。在《宝晋斋法帖》中，收录了《淳化阁帖》未录入的王献之《乞假帖》，原文是这样的：臣献之言，臣违远坟墓，奄冉五载，罔极之思，实结于中，前去郡已俱陈，闻尔时圣恩垂矜，甚欲申其情事，但以被徵，有大例，故令曲成之仁不遂。臣于朝职不同并急之制。今欲特乞假百日，以泄私口（此字不详），犹复欲与中表少叙分张之怀。又臣姊刘氏在余杭，当暂过省，若不得此，不容回展，伏惟天慈，物通其志，必蒙听许。以私上闻，伏用祗悚，臣言。

　　《乞假帖》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王献之笔下的“余杭”。可见，王献之与余杭真的是很有缘分的，而且，这个缘分的缘头是他的姐姐“刘氏”。

　　从王献之的《乞假帖》里，我们读到了这样的一些信息：王献之曾经在吴兴担任太守一职，任职期间，由于政务工作繁忙，他连续五年都没有回会稽祭扫先人墓地了。因此，王献之就辞去太守的职务，想回去看看，顺便和各位中表聊聊离愁别绪。但是就在这时，王献之突然被朝廷任命为中书令，要立即赴任，所以原定的行程只好取消。

　　河北大学艺术学院田熹晶教授对王献之和《乞假帖》有过比较全面的研究。经考证，王献之于公元381年（太元六年）任吴兴太守，公元385年（太元十年）任中书令，其间正好是五年，时间上与《乞假帖》中所述相合，说明王献之自从担任吴兴太守之后就没有回过会稽。如今当了中书令，和担任太守不一样了，他就想向皇帝请个假，回一趟会稽看看，所以写了这张请假条。王献之的姐姐叫王孟姜，嫁给了刘畅，故称刘氏，住在余杭。回会稽的路上是要经过余杭的，因此在旅行路线上也是合理的。

　　当时的东晋是由孝武帝司马曜执政，王献之的乞假申请便是写给孝武帝看的，所以字迹十分清晰工整，显得极为恭谨。北宋黄伯思在他的《东观余论》介绍了王献之的《乞假帖》，认为这是王献之“暮年遒美之时”所书，并且是王献之传世作品中的佳作之一，但是却被后来的官帖漏掉了。

　　值得庆幸的是，《宝晋斋法帖》收录了《乞假帖》，弥补了历代各种官帖的不足，不但为我们保留了王献之的又一笔书法风采，而且进一步展示了王献之与余杭的情分。直到我们读了《乞假帖》的内容，并将《乞假帖》与《余杭帖》相提并论的时候，那个与书法艺术没有直接关系的历史谜题似乎有了答案，《余杭帖》的收信人或许并不是王献之的原妻郗道茂，而是他在余杭的姐姐刘氏王孟姜。

　　公元385年（太元十年），王献之在他的“暮年遒美之时”写下了《乞假帖》，他应该获得了孝武帝司马曜的恩准，如愿以偿地在回会稽的途中来到余杭，见到了自己的姐姐。不久之后，王献之与世长辞，那是公元386年（太元十一年）。

　　顺便说一下，王献之的草书，下笔熟练、润秀、飞舞风流，并不亚于王羲之。有趣的是，王献之在父亲草书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笔书”，变其父上下不相连的草书为相连之草书，而且往往一笔连贯数字。可惜的是，唐太宗并不十分欣赏王献之的书法风格，竭力褒扬王羲之而贬抑王献之，于是一些评论家跟着认为王献之的书法比不上他的父亲王羲之，使得他没有能够像王羲之那样留下数量较多的书法作品。宋代开始后，统治者将王羲之、王献之平等对待，并举“二王”，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命侍书王著摹刻十卷，这就是著名的《淳化阁帖》。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王献之的碑版墨迹，只有行草、楷书，其他的书体几乎见不到了，只能从前人留下的只言片语中，想像一下那些曾经的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