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勒之旅”展览现场（Dürer's Journeys: Travels of a Renaissance Artist），英国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摄/李莞潸

　　文/李莞潸

　　2021年是德国文艺复兴巨匠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年－1528年）诞辰550周年，为纪念这位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进思想带到阿尔卑斯山脉北部的“北方达·芬奇”，位于伦敦的英国国家美术馆推出特别展览“丢勒之旅：一位文艺复兴艺术家的旅行”。展览将持续至2022年2月27日，这是新世纪以来首次在英国举办的丢勒大展。

　　欧洲宗教改革、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末日说笼罩下的世纪交替、印刷术的普及……丢勒一生所处的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而他恰是遇风云必化的龙。作为德国乃至欧洲艺术新纪元的奠基者，丢勒以一笔之力带动北方文艺复兴，连一向苛刻的意大利艺术史学家瓦萨里（Giorgio Vasari）都不得不赞叹丢勒的“美妙幻想和创造力”。他是艺术史上最杰出的版画大师，没有之一，而他不仅仅是版画大师，文艺复兴三百年，丢勒顶着绘画巨匠、雕刻家、数学家、机械师、艺术理论家、解剖学家、建筑学家等一系列名头，是为数不多可与达·芬奇比肩的全才。

　　“丢勒之旅：一位文艺复兴艺术家的旅行”展览汇集百余件丢勒的绘画、素描、版画及信件，讲述他前往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低地国家的三次旅程。梦想带着好奇、勇气与骄傲启程了，最终，他迸发出了无穷的力量。

丢勒故居内部、外观及模型，德国纽伦堡，摄/李莞潸

第一次旅行：1490-1495

早慧少年推开了世界的门

　　15世纪中叶，日耳曼人古腾堡发明出金属活字印刷术；拜占庭帝国被奥斯曼帝国消灭，英法百年战争终结，中世纪Game Over；意大利文艺复兴即将达到全盛时期。就是在这样时代背景下的1471年，丢勒出生在了德国当时的“大都会”纽伦堡——此为天时。

　　纽伦堡是神圣罗马帝国（962年-1806年，版图以俗称德意志王国的日耳曼人居住区，即整个德国、奥地利和捷克为核心）治下的中心城市之一，中世纪多位德意志皇帝都诞生和居住在这里。它是一个四通八达的经济文化中心，向南可穿越阿尔卑斯山抵达意大利，西行取道莱茵河，可直通欧洲西北沿海的荷兰、比利时等低地国家；它也是“人文思想的大熔炉”，商贾、贵族、手工艺人、知识分子纷纷汇集于此，虽然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之光尚未照进中世纪余烬笼罩下的德国，但纽伦堡厚重的历史底蕴下已覆盖勃勃生机——此为地利。

　　丢勒的父亲原先是匈牙利宫廷的金匠，Dürer这个名字本就有匈牙利语血缘。在1455年“技术移民”到纽伦堡后，金匠老爸凭借自己的手艺养活一大家子，是真·一大家子，丢勒的英雄母亲在25年内生了18个孩子，只有三个孩子没有夭折，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是夫妻俩的第三子。

丢勒，“13岁时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at 13 by Albrecht Dürer），1484 / ©奥地利维也纳阿尔贝蒂娜博物馆馆藏（Albertina Museum Wien）

　　丢勒上学念书至13岁，期间一直被金匠爸爸带到自家工坊里学习金工手艺，爸爸照着子承父业的路数培训他，但早慧少年不走寻常路：“爸爸，我想学画画。”小丢勒就是在没有经过专业绘画培训的情况下，使用银尖笔画法创作出了至今仍被认为是惊世之作的《13岁时的自画像》。惊世是因为当时的画家通常是接到订单后才开始创作，内容多是围绕圣经、神话或历史题材，画神仙、画帝王，但不会画自己。丢勒被视为欧洲第一位为自己画像的画家，单从这一点上看，小丢勒不仅有大慧根，更具大气象。

　　也许是看到了儿子的天赋和信念，金匠爸爸同意丢勒拜师学画。1490年，19岁的丢勒学成，以当时颇为流行的游学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段至关重要的旅行。航海家哥伦布在1492年开始了发现新大陆之旅，丢勒也去寻找他的新大陆了——对于好奇心与求知欲并重的小天才来说，离家见天地如海绵吸水，在那个从见“神”转变到见“人”的觉醒年代，已具备“天时”“地利”要素的丢勒，在旅行的过程中成就了自己的“人和”。

　　五年时间，丢勒前往了当时一系列重要城市巴塞尔、科尔马、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美因茨、科隆等地，以及拥有乔瓦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1430年－1516年）的威尼斯。丢勒是最早一批前往文艺复兴腹地的北部欧洲艺术家，文艺复兴的精神深深吸引了他。返回纽伦堡后，丢勒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贝利尼、安德烈亚·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a，1431年－1506年）等意大利艺术家对他的影响。

左图：丢勒，“圣母子”（Madonna and Child）*，双面油画（正面）/1496-1499/©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右图：乔瓦尼·贝利尼，“圣母子”（Madonna and Child），1485–1490/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丢勒创作于1496年的双面油画“圣母子”（Madonna and Child）是当时典型的“接活儿”作品，这幅现藏于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馆藏之作也是首次在英国展出。油画背面描绘了“罗德和他的女儿们”，讲述的是旧约中罗德和家人离开索多玛（Sodom）的故事，这个地方被上帝焚毁以作惩罚。据推测，画中人的容貌是照着作品的赞助人、纽伦堡本地金主哈勒家族（Haller family in Nuremberg）画的。

丢勒，“罗德和他的女儿们”（Lot and his Daughters）*，双面油画（“圣母子”背面）/ 1496-1499　©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展览现场摆放在“圣母子”旁边展示的，是丢勒同期所做的另一幅双面油画“荒野中的圣杰罗姆”（St. Jerome in the Wilderness）。

丢勒特展现场

双面油画“圣母子”与“荒野中的圣杰罗姆”

　　关于丢勒在第一次旅行中是否真的到过威尼斯一度是有争议的，不过在“荒野中的圣杰罗姆”里确实能看到威尼斯的痕迹——圣杰罗姆背后的狮子神似威尼斯共和国的象征“圣马可飞狮”。这幅油画的背面也很有看点，它是在当时画作中罕见的彗星/陨石图像。

左图：“荒野中的圣杰罗姆”（St. Jerome in the Wilderness）*，双面油画（正面）。右图：“彗星”（A Heavenly Body），双面油画（背面），丢勒/1496　©伦敦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London）

　　丢勒之所以被称为“北方达·芬奇”，正因为他和达·芬奇一样都是博（啥）学（都）者（能），上至天文、内至人体，哪哪都有他们到此一学的身影。

丢勒，“有关女性正面透视图的研习”（Study of a Female Nude seen from the Front with a Foreshortened Circle）*，1500 ©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

　　丢勒画彗星的灵感据说来自于1493年纽伦堡编年史中对彗星的描述，这在当时被视为末世的预兆。末世说在丢勒所处的15世纪下半叶相当流行，欧洲刚从人类历史上损伤最惨重的中世纪大瘟疫中缓过一口气来，黑死病和饥荒所带来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战争和社会矛盾、以及对于奥斯曼帝国入侵欧洲的担忧，使得世俗普遍认为在即将到来的1500年将发生“最后的审判”。

　　这种末日意识在丢勒的“启示录”问世时达到了顶峰，该系列在丢勒第一次前往意大利时开始创作、于1498年在纽伦堡以拉丁语和德语同时出版，凭借版画可复制性的传播优势，15幅描绘末日审判的木刻版画带着极强的震慑力迅速风靡欧洲，丢勒一画成名。

丢勒，“启示录”（The Apocalypse：The Whore of Babylon）*，木刻版画 / 1511（初版于1498年发行） ©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Fitzwilliam Museum,University of Cambridge）

　　然而更大的Shock还在路上。如果说丢勒13岁时的自画像是石破天惊，那他在1500年几近而立时的自画像则是惊世骇俗。当时传统的肖像画通常是画人物的四分之三侧姿，身子向左歪向右歪都可以，但免冠正面照片式的画法不适用于凡人。将丢勒的这幅自画像与达·芬奇以耶稣基督（受膏者）为题绘制的“救世主”放一起看最为直观， Shock了不？

左图：丢勒，自画像（Self-portraits by Albrecht Dürer）*，1500 ©德国慕尼黑老绘画陈列馆（Alte Pinakothek）。右图：达·芬奇，“救世主”（Salvator Mundi），约1500年 ©阿布扎比卢浮宫（Louvre Abu Dhabi）

　　这位“自画像之父”在这一时期还创作了一系列风景水彩画，在丢勒之前，同样没有画家去描绘单纯的风景，而他在版画领域掀起的革新风暴更为剧烈。龙生龙，凤生凤，金匠的儿子擅雕刻，具备刻板童子功的丢勒是艺术史上最出色的木刻版画和铜版画家之一，从他出手即巅峰的“启示录”即可看出成色（关键人家后续还持续巅峰……）可以说，丢勒以一笔之力，让版画脱离了仅为书籍插画的从属地位，成为可以支棱起来的独立艺术品。

丢勒，圣尤斯塔斯（Saint Eustace）*，版画/1501，©澳大利亚墨尔本维多利亚国立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

丢勒，“涅墨西斯”（Nemesis）*，版画/1501-1502 ©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Fitzwilliam Museum,University of Cambridge）/图中下半部分描绘的是翻越阿尔卑斯山的途中、意大利北部小镇丘萨（Chiusa）的风景

丢勒，“亚当与夏娃”（Adam and Eve）*，版画/1504 ©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Rijksmuseum, Amsterdam）

　　印刷厂林立的纽伦堡是丢勒迅速成名的过程中如虎添翼的一环，印刷术使他名望财富双丰收。像丢勒这样借足了印刷术东风的还有另一个青史留名的日耳曼人，十余年后，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年－1546年）将发动宗教改革，如同丢勒的版画一样，宗教改革的思想凭借印刷术才能迅速传播。丢勒后来为马丁·路德的著作画过插画，二人虽未曾谋面，但这两位无疑都是觉醒年代的追光者。

　　不过，虽然年纪轻轻名利双收，丢勒却无法享有象隔壁意大利给予文艺复兴三杰那样的艺术家地位，在当时对待艺术家堪称洼地的德意志地区，他和他的父亲一样，仅是“卑躬屈膝的工匠”。视自己拥有如神般创造力的大画家能忍这？心里憋的话，那就再出去转转吧。

第二次旅行：1505-1507

北方奇才南巡记

　　丢勒是带着享誉欧洲的名望重返意大利的，他的“启示录”在文艺复兴腹地同样是卖到断货的爆款。在第二次旅行中，丢勒先后抵达了威尼斯、博洛尼亚、米兰、罗马等地。他在旅行途中买过一本于1505年在威尼斯出版的《数学原理》，作者是“几何之父”、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艺术生买数学书干啥？别忘了他可是日后要出版几何学著作《量度四书》的全才（英译为《使用圆规、直尺的量度指南》或《量度艺术教程》，1525年出版）。

　　“我于1507年在威尼斯买了这本书。”丢勒买的《数学原理》上除了留有这句话，还有他著名的签名标识。花押字“AD”是丢勒姓名的首字母缩写，他的版画因销量太好而导致盗版不断，丢勒于1498年开始频繁使用这个被誉为艺术史上最为独特的签名——他在版权方面也是先行者，艺术史上的第一场版权诉讼的提告人正是丢勒。

丢勒的签名 ©wikipedia

　　第一次来威尼斯时，乔凡尼·贝利尼是站在威尼斯文艺复兴舞台C位的大神，丢勒不过是个23岁的无名之辈。重返威尼斯后，威尼斯总督和名门贵族们会前来拜访丢勒，和他们一同在丢勒工作室中欣赏画作的，据说贝利尼也来了。

　　被一众权贵和当地艺术家围观的是作品“玫瑰花环盛宴”（The Feast of the Rosary），丢勒于1506年在威尼斯创作的这幅油画被不少人认为是他最精湛的画作之一。在丢勒的私人信件中，他对友人说：“我这幅画很不错，它让那些说我只擅长版画、搞不好油画的人闭嘴了。”

丢勒，“玫瑰花环盛宴”（The Feast of the Rosary）*，油画/1506，©捷克布拉格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Prague）

　　“玫瑰花环盛宴”的订单来自哈布斯堡王朝鼎盛时期的奠基者、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 1459–1519）和教皇朱利叶斯二世（Pope Julius II，1443-1513年），可以把这二位理解成是当时社会最高阶的金主赞助人。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想必对丢勒相当满意，直至1519年这位皇帝金主薨逝前，丢勒一直都是接“皇”单作画的御用画家，加上他的版画，可以说是掌握了财富密码。威尼斯方面还想付丢勒年薪，引进人才让他定居威尼斯。那时，活跃在威尼斯舞台上的乔尔乔内（Giorgio,1477年－1510年）还没画出《暴风雨》和《沉睡的维纳斯》，提香（Titian，1488年/1490年– 1576年）也不足20岁。

　　“这里的我是个真·绅士，但在家乡那边，我不过是个寄生虫。”在意大利的土地上收获了想要的认可和尊重，丢勒却并未因此而留下来——威尼斯的不少画家同僚们应该松了好大一口气，北方杀过来的超级明星竞争者可算回家了。

丢勒，“骑士、死亡和魔鬼”（The Knight, Death and the Devil）*，版画/1513 ©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

　　返回纽伦堡后，丢勒为市政厅和教堂作画，开始撰写《人体比例四书》的第一卷（Vier Bücher von Menschlicher Proportion，完成于1528年）。1513年至1514年，丢勒创作出三幅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大师版画”（Meisterstiche）：尼采最爱的版画“骑士、死亡和魔鬼” （The Knight, Death and the Devil，1513），“书房里的圣杰罗姆”（Saint Jerome in His Study，1514），以及神秘莫测的“忧郁 I”（Melencolia I，1514）。

丢勒，“忧郁 I”（Melencolia I）*，版画/1514 ©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美术馆

　　两次意大利之旅，丢勒将文艺复兴的精神和技艺带回阿尔卑斯山脉北部，并将其与德国传统艺术融合、创新出刻有丢勒烙印的杰作。他早已不是第一次旅行时单向吸收知识的少年了，而是引领北方文艺复兴、以其能量反向影响南方的大艺术家。

第三次旅行：1520-1521

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

　　丢勒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旅行是在年近50岁时开始的，最直接的诱因是他此前最重要的金主赞助人马克西米利安一世逝世了，如果丢勒想要继续他的皇帝津贴，需要去新任神圣罗马皇帝那里重新打点下关系。1520年10月，丢勒参加了新皇查理五世（Karl V，1500年-1558年）在亚琛（Aachen）举行的加冕典礼。随后，他继续西行，前往当时欧洲最富裕地区之一的低地国家（今荷兰、比利时等地）。在那里，北方文艺复兴也正是风渐起时。

　　以安特卫普（Antwerp）为中心，丢勒途径布鲁塞尔（Brussels）、米德尔堡（Middelburg）、布鲁日（Bruges）等一众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参观了诸如“油画之父”扬·范·艾克（Jan van Eyck，早于1390年－早于1441年）的《阿诺菲尼的婚礼》（Arnolfini Portrait，1434）等艺术珍品。他边走边画，极尽丢勒式美学：“一个人随手在半张纸上花一天的时间用铅笔画出的东西，或在一块小木头上刻出的东西，可能比另一个人花了一年的辛勤劳动炮制出来的大作品更有艺术魅力。”丢勒用素描记下动物园里令他感到新奇的异兽、大航海时代漂洋过海而来的阿兹特克帝国珍宝、以及旅行途中遇到的各行各业的人，其中包括西方艺术史上第一幅黑人女性肖像。

　　挚爱旅行的丢勒有一本“低地旅行日记”（原稿遗失，仅余副本）写下他的所见所闻：“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么多让人心旷神怡的东西，外面的世界实在精彩……”

丢勒低地之旅日记副本（Transcripts of Albrecht Dürer's Diary of his Trip to the Netherlands）*，1520 ©班贝格州立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Bamberg）1620年存本

　　丢勒的低地之旅另外一个最有价值的方面，就是结识了安特卫普画派创始人康坦·马赛斯（Quentin Massys，1466–1530）、荷兰风俗画大师卢卡斯·范·莱顿（Lucas van Leyden，1494–1533）等人，北方文艺复兴大艺术家之间的会面让双方都受益匪浅。

　　像个正在巡演的大明星（确实是个大明星），迎接丢勒的是更甚于第二次前往威尼斯时的热烈气氛，所到之处皆是敬仰与钦佩，除了当地艺术家，王侯商贵、外国使臣、神职人员和各路学者纷至沓来，甚至包括人文主义大神级的思想家伊拉斯谟（Erasmus von Rotterdam，1466－1536）。

丢勒，“圣杰罗姆”（Saint Jerome）*，1521 ©葡萄牙里斯本国立古代美术馆（Museu Nacional de Arte Antiga, Lisbon）

　　丢勒会赠画予人，比如“圣杰罗姆”（Saint Jerome，1521）就是送给他的朋友、驻安特卫普的葡萄牙王室代表费尔南德斯·德·阿尔马达（Rui Fernandes de Almada）的礼物。丢勒还（顺便）接了不少订单，通过肖像画等收入来“补给”自己的旅行开销。

　　和当年的威尼斯一样，安特卫普也想用年薪、免税、房子等好处挽留丢勒在此定居，丢勒的决定也和当年一样：我要回家。1521年，年过半百的丢勒回到纽伦堡，直至1528年病逝，再未外出旅行。

丢勒，“一个年轻人的肖像”（Portrait of a Young Man）*，1521 ©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

　　在五十七载生命的最后几年，丢勒继续捣鼓他挚爱了一生的那些东西：绘画、数学、透视法、人体比例、艺术理论等等等等。他写了自传，在离世前两年又出品了一幅油画杰作《四使徒》（1526）；离世前一年出版了关于建筑学的《筑城术原理》；离世当年，从1512年就开始撰写的《人体比例四书》终于完成了最后一卷。

　　丢勒的最后一幅版画作品是“伊拉斯谟”（Erasmus von Rotterdam，1526），它是丢勒在低地之旅与伊拉斯谟会面时、大思想家亲自委托他的作品，版画大师花了近6年的时间完成了这幅北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代表人物的肖像。

丢勒，伊拉斯谟（Erasmus von Rotterdam），版画/1526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穷其一生，丢勒始终在追逐艺术、科学以及人文主义之光，在三次旅行中，他不断“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五百多年前的旅行不像现如今是一种享受，小马车颠颠颠一路泥来一路虫，丢勒就是在最后的低地之旅中感染上疾病（疑似疟疾），之后多年身体一直深受影响而病亡。即便如此艰辛，丢勒依旧在少年时推开了世界的大门，将世界带回了家，最后又将“家”变成了世界。他没有子嗣，也未正式收过学生，但他无疑给世界留下了太多无可替代的礼物。

　　1928年，魏玛共和国为丢勒举办了盛大的逝世400周年纪念庆典。当时的纽伦堡市长在发言时说：“尽管丢勒是匈牙利血统，尽管他的艺术与意大利传统和弗拉芒传统联系密切，他还是最能体现日耳曼民族精神的德国画家，他是属于整个世界的……丢勒是伟人，他的创作和作品长存世间，超越了民族和种族的界限。”5年后，纽伦堡成为纳粹党集会之城。1935年，纳粹德国的反犹太法律《纽伦堡法案》也是在这座城市颁发的。要再等10年，二战后清算纳粹战犯罪行的纽伦堡审判才会在此举行。

左上：丢勒周边纪念品；左下：丢勒故居内版画室；右图：故居内窗，摄/李莞潸

　　在丢勒诞辰550周年的今天，他的“家”是到访纽伦堡的旅客必打卡的景点所在。他住了一生的房子仿佛这座城市的中心，人们站在丢勒曾经站过的窗口望世界，在他的故居内参观制作版画的机器，在纪念品商店买大孩子小孩子都很爱的各种周边伴手礼，它们像当年丢勒的版画一样炙手可热——人们依旧爱丢勒，爱的是他推开世界大门的果敢，爱的是他将世界带回家的气魄，爱的是他把家变成世界的傲娇，最爱的，是500多年前刺破黯淡长空的自由意志——人类追逐光明之心亘古不变，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生生不息。（文中*标图片为本次展览中出现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