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仇英 西园雅集图（传） 141×66.3cm 绢本 立轴 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元祐年间，宋神宗朝附马都尉王诜邀请了以苏轼为代表的当时16 位文人雅士以及他们的侍从来自己家中聚会，聚会活动的主要内容则是作画、学禅、论艺、咏诗、品鉴书画。这16 位文人雅士分别是：苏轼、王诜、苏辙、蔡天启、李瑞叔、黄庭坚、米元章、秦观、陈碧虚、张来、郑靖老、晃补之、刘巨济、王仲至、圆通大师、李公麟。作品由李公麟完成，取名《西园雅集图》。此幅画雅集情景，托名仇英，细观之、虽未必仇实甫手笔，尤是明代仿宋画之伪好旧物。从中可一窥宋代文人的日常。

　　■陈建军（廊坊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教授）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评价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宋韵，是两宋三百余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美学等多个层面领域的气象反映。宋韵文化所体现出的物质文明丰韵、政治文明器韵、精神文明神韵、社会文明气韵、生态文明雅韵，全方位多层面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整体风貌和文明品格。

　　回顾我国绘画艺术发展史，宋代可谓是一个集大成的时代。两宋画苑名家辈出，画科分立而又各臻于圆熟。与此同时，引领书画作品品鉴、收藏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扩大，使书画艺术品收藏迅速走向高潮。本文将目光投向了宋代文人的书画收藏，从宋人的笔记文集中还原勾勒出一幅宋代文人收藏百景图。 ——编者

/ 书画收藏的黄金时代 /

　　中国书画收藏的黄金时代是从宋代开始的，原因是宋代的社会结构与五代之前的中古社会有着非常大的不同。

　　从东汉末年到晚唐，豪门世族一直把持国家各级政权，“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这是典型的贵族政体，世族子弟凭借血缘家胄郡望就能“平流进取，坐至公卿”，轻轻松松入仕当官，这种政权结构，具有很大的封闭性，高官显位，只在世家大族之间流转，庶民百姓哪怕再有本事，也只能止步于低层官阶。

　　虽然唐代已普遍实行科举制，但每次进士考试仅录取二、三十人，且干谒、举荐之风盛行，能够考中进士的大都是世家子弟。经过武则天对关陇贵族的打击尤其是晚唐农民起义的扫荡，世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才最终走向消亡。

　　宋代是一个相对平等的平民社会，在经济层面，宋代“不抑兼并”，土地所有制从国家主导变为自由买卖，农民与地主的关系从依附性很强的部曲、奴婢变为契约关系的佃农。农民的流动性、自由度得到极大提高，可以随便更换雇主，也可以随便去城市做工经商。在城市管理方面，打破长期实行的僵化的坊市制，人们经商做生意的自由度大大提高，经济高度繁荣，城市高度发达，海外贸易非常活跃。

　　与中古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不同，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已开始大规模走向商品化和专业化。宋代的城市化比例达到15%以上，城市化水平不但远超汉唐，后来的元明清也难以望其项背，这一记录一直保持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财富急剧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一定提高，对文化艺术也有了新的需求。

　　虽然雕版印刷技术发明在唐代，但主要用于印制少量的佛经佛像，印制书籍并大规模推广却开始于北宋，尤其是宋仁宗时代，印制书籍的推广极大地降低了学习成本，大量书籍的广泛传播更大大拓宽了知识受众范围，普通百姓也终于有机会学习原来世族垄断的文化知识，享受文学艺术带给人的精神愉悦。

/ 文人收藏走向高潮 /

　　宋太宗时代开始大规模科举取士，一科平均五百多人，最高的年份甚至高达一千多人，同时通过“弥封”、“誊录”、“锁院”等制度保证了考试的公平、公正，任何人，哪怕你是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的子弟，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阶层，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官僚体系是开放的、流动的，宋代官员，绝大部分是科举出身，文化水平高、俸禄优厚，经济实力强。

　　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全社会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以及引领书画作品品鉴、收藏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扩大，使书画艺术品收藏迅速走向高潮。

　　宋代书画文玩收藏，非常普及，且流通量大，李清照、赵明诚夫妇收藏金石书画碑版，伫满几个房间，“荣辑子邕酷好图画，务广藏蓄，每三伏中曝之，各行其类，循此开展，遍满其家，每一种日日更换，旬日始了，好事家鲜其比也。”（邓椿《画继·卷八》）“刘子礼以一百千钱，买钱枢密家画五百轴，不开看，直交过。钱氏喜，既交画，只一轴卢鸿自画《草堂图》已直百千金，其他常笔固多也。”（米芾《画史》）

　　虽然书画作品有明确的价格，有专门的市场，但宋代文人收藏书画更多是为了自己欣赏，并不为保值、升值。在流通环节更多的是相互交换，这体现了宋代文人豁达通脱的收藏理念，米芾认为“（书画收藏）人生适目之事，看久即厌，时易新玩。两适其欲，乃是达者”。（米芾《画史》）

南宋 马远 西园雅集图（局部） 29.5×302.3cm 绢本 长卷 浅设色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五代 卫贤 高士图 134.5×52.5cm 故宫博物院藏

　　《高士图》描绘的是汉代隐士梁鸿的隐居生活，原为竖幅，宣和年间装为手卷，至今依然保留了北宋规整的“宣和装”：前黄绢隔水有宋徽宗瘦金书“卫贤高士图梁伯鸾”八字，卷前钤有宋内府“御书”朱文葫芦印、“双龙”朱文方印、“宣和”朱文连珠印，卷后钤“政和”朱文长方印、“宣和”朱文长方印、“政和”朱文连珠印、“内府图书之印”朱文方印，即所谓“七玺俱全”。从中可见宋代书画收藏风气之盛。

　　苏轼更以自身经历阐发其豁达的收藏心态：“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以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画，岂不颠倒错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复好。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譬之烟云过眼，百鸟感耳，岂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复念也。于是乎二物常为吾乐，而不为吾病。”（苏轼《宝绘堂记》）

/ 书画交易频频 /

　　在宋人的画史、笔记中，书画交换的记载比比皆是。

　　“王晋卿昔易六幅黄筌《风牡丹图》与余，后易白戴牛小幅于翁子鸿字远复，上有太宗御书‘戴嵩牛’……，后牛易怀素绢帖及陆机、卫恒等摹晋帖，与数种同归刘泾。又尝王晋卿以《照夜白》题曰‘王侍中家物’，以两度牒置易颜书，朱巨川告于余，刘以砚山一石易马去……。”（米芾《画史》）

　　“蒋长源字仲永，收《宣王姜后免冠谏图》宣王白帽，此六朝冠也。《王戎像》元在余家，易李邕帖与吕端问，已上皆假顾恺之笔，元以怀素帖易于王诜字晋卿家。”（米芾《画史》）

　　“余昔购丁氏蜀人李昇山水一帧，细秀而润，上危峰，下桥涉，中瀑泉，松有三十余株，小字题松身，曰：‘蜀人李昇’。以易刘泾古帖。刘刮去字，题曰‘李思训’，易与赵叔盎，今人好伪不好真，使人叹息。”（米芾《画史》）

　　好友之间互借书画赏玩，因为喜爱，常常借而不还。

　　“余收易元吉逸色笔作芦如真，上一鸜鹆活动，晋卿借去不归。”（米芾《画史》）

　　“王冀公家书画用‘太原钦若图书’品少精者，余尝于蒋氏得此镀金大印，刘巨济借未还。”（米芾《画史》）

　　“吾（米芾）自湖南从事过黄州，初见公（苏轼），酒酣曰：‘君贴此纸壁上，观音纸也，’即起作两枝竹，一枯树、一怪石，见与，后晋卿借去不还。”（米芾《画史》）

　　有时看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书画在别人手上，为了据为己有，不惜撒泼耍赖，寻死觅活，从中能看出宋代文人对书画的痴迷。

　　“米芾诙谲好奇，在真州尝谒蔡太保攸于舟中，攸出所藏，右军《王略帖》示之，芾惊叹，求以他画换易，攸意以为难。芾曰：‘公若不见从，某不复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据船舷欲坠，攸遽与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十》）

　　“范大珪，字君锡，富郑公婿，同行相国寺，以七百金常卖处买的雪图，破碎甚，古如世谓王维者，刘伯玉相值，笑问买何物，因众中展示，伯玉曰：‘此谁笔，’余曰：‘王维，’伯玉曰：‘然，适行一遭不见，岂有所归乎。’余假范人持之，良久，并范不见，翌日去取，云已送西京背。同行梅子平大怒，曰：‘吾证也，可理于官，岂有此理，’余笑曰：‘吾（米芾）故人也，因以赠之。’今二十年矣，范卒已十年，不知所在。”（米芾《画史》）

　　为炫耀自己收藏品位高，书画藏品价值大，和现代人一样，假托名家之风在宋代也很盛行。

　　“长沙富民收水鸟芦花六幅图，乃唐人手，妄题作‘韦偃，’押字后人题也。”（米芾《画史》）

　　“薛绍彭家《三天女》谓之顾恺之，实唐初画。”（米芾《画史》）

　　“王士元山水，作渔村、浦屿、雪景，类江南画，王鞏定国收四幅，后与王晋卿，命为王右丞矣！赵叔盎伯充处有摹本。”（米芾《画史》）

　　“江州张氏收李重光道装像，神骨俱全，云曰，‘顾闳中笔。’”（米芾《画史》）

　　“李成真见两本，伪见三百本，徐熙、崇嗣花果见三十本，黄筌、居寀、居实见百本，李重光见二十本，伪吴生见三百本。”（米芾《画史》）

　　有时，不经意间也能捡个大漏，邓椿家搞装修，“一日先君（邓椿父亲）就视之，见背工以旧绢山水揩拭几案，取观乃郭熙笔也，问其所自，则云‘不知’，又问中使，乃云此出内藏，库退材所也。昔神宗好熙笔，一殿专背熙作，上即位后易以古图，退入库中者，不止此耳，先君云，幸奏知，若只得此退画足矣。明日有旨，尽赐，且命举至第中，故中屋壁无非郭画，诚千载之会也。”（邓椿《画继·卷十》）

　　名家书画，不但能卖钱，甚至被有些人用来换酒换肉。苏轼在世时，名气已极大，在翰林院供职，“其简笔，才落手即为人藏去”。黄鲁直戏东坡曰：“昔王右军字为换鹅书，韩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于殿帅姚麟许换羊肉十数斤，可名二丈书为换羊书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圣节制撰纷冗，宗儒日作数简，以图报书，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谓曰：‘传语本官，今日断屠。’”（赵令畤《侯鲭录·卷一》）

/ 鉴赏家与好事者 /

　　北宋鉴赏大家米芾曾经精辟地总结出作为内行的鉴赏家和附庸风雅、不懂装懂的好事者的区别，“好事者与赏鉴之家为二等，赏鉴家谓其笃好，便阅纪录，又负心得，或自能画，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赀力，原非酷好，意作摽韵，至假目于人，此谓之好事者，置锦囊玉轴以为珍秘，开之或笑倒。”（米芾《画史》）

　　“好事者”不但庸俗，甚至因无知而毁坏名画。

　　“沈括存中家收周昉五星，与丁氏一同，以其净处破碎，遂随笔剪却，四边帖于碧绢上，成横轴，使人太息，”（米芾《画史》）好好一幅周昉名作就这么毁了。

　　“闻之故老曰：承平时有一不肖子，质画一匣于人家，凡十余图，每图止各其半，或横或竖，当中分剪，如维山、戴特、徐熙芙蓉桃花，崔白翎毛，无一全者，盖其家兄弟不义之甚，凡物皆如是分之，以为不如是则不平也，诚可伤叹！”（邓椿《画继·卷九》）愚蠢败家，无过此者。

　　宋代是一个“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都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巅峰，宋人生活的文雅而精致，插花、挂画、焚香、点茶是宋人的“四般闲事”，书画不但装饰公私宅所，更是茶楼、酒肆、临街店面的装点标配，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由此促成了书画收藏的全面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