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虞堪《期约帖》行书，纸本，册页，纵22.6厘米，横34.1厘米，行草书，14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福建南平 支荣慧

　　余秋雨先生在《笔墨祭》一文中说：“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相溶相依，一支毛笔并不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职业和手艺，而是点化了整体生活的美的精灵。”一个中国传统文人也许只是为了叙说琐事而信手挥翰，不经意间美妙的墨迹成为千古佳作。欣赏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虞堪的尺牍《期约帖》（见图），就如同周末的午后，静静品一杯清茶，淡雅幽香。

　　虞堪，元末明初藏书家、诗人。字克用，一字胜伯，别字叔胜，号青城山樵，今苏州人。南宋名臣虞允文后人。元末隐居不仕。洪武十年入滇为云南府学教授，死于任上。家藏书丰富，大多亲自动手编辑。偏重先世名家手稿，听说有先贤遗文，即使在千里之外他也想方设法买到它。所作诗文清润典丽。明藏书家朱存理亦写有《记虞氏书册》，述及虞氏藏书。他藏书丰富，喜好吟咏，擅作山水，有《鼓泄稿》等著作问世。

　　同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元代画家陆广的《诗简帖》也系尺牍。陆广对虞堪极为推重，誉其“古箧启奇文，微吟发清趣”。陆氏还以诗稿“夹注”形式写道：“克用乃冠缨世家，文章事业，铭彝鼎，被弦歌，克用袭藏，皆鲸珠也。”虞堪尽管“袭藏”堪比“鲸珠”，却生性旷达，他曾借澄湖变迁以喻寄身湖海的隐逸心志：“桑田变海元如此，自泛扁舟入五湖。”

　　正是虞堪的学养，才使他的书法作品具有浓浓的书卷气。这种气质，正是当今书坛所缺乏的一种元素。著有《希澹园》《虞山人诗》《鼓枻稿》《道园遗稿》《鸣鹤余音》等。

　　《期约帖》（见图）纵22.6、横34.1厘米，纸本，行草书体，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此帖为信札，言约会事，上款是“惟明典书先生”。惟明，是钱唐的字。钱唐，象山人，明洪武初年授刑部尚书。信中诉说自己与友人有约，但久候不见，于是派舍弟前去探问究竟。信中还用了“尾声梁下”典故。这是出自《庄子》中一个哀怨凄婉的爱情故事：“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尾声是古代传说中一个坚守信约之人，这个故事的大意是他与一女子相约桥下见面，女子未来，河水上涨，尾声仍未离开，最后抱桥淹死。虞堪将自己戏称为尾声，表示“非敢爽言”，以证明自己是一个守约之人。从此可以看出虞堪是一个重视自身修养，有德行的人。这则帖子的内容对于当今构建诚信社会仍有借鉴意义，古人尚且能做到诚信，何况我们今人呢。

　　此帖上溯颜鲁公，明显师承“二王”一路帖学意趣，同样也沾染了元代时人的风气，以遒媚的面目出现。但难能可贵的是作品中明显少了几分台阁体书家的程式，节奏敢于变化，大小错落，甚至是跳跃式的情感流露，书写的随意性明显增强。整封信札尽情挥洒，点画灵动，气脉流畅，方圆兼施，这是谨守赵孟頫一派书家中所少见的。此帖让人赏心悦目，空灵生动而不显得单调，字字大多虽不相连属，却又摇曳多姿，显示出虞堪深厚的书法功底。作品以行草为主，偶或还有章草用笔，如“曩”“不”“否”等字，一、三、七这三行都有“不”字，用的都是章草写法，显得特别的与众不同。通篇章法安排自然得体，恣肆纵逸，秀美而不失骨力，流畅不显浮滑，用笔轻重缓急，徐徐有致。其用笔以中锋为主，也有不少的侧锋，如第11行“干”字拉长的一竖，特别的醒目；楷、行、草三法并用，气韵却也通畅，格调也统一。“不”“报”等字多次出现，均能作不同处理，避免了雷同和单调。每行大多字字独立，时见两字相连，丰富了审美效果。一开头“堪奉白曩”数字，均为行楷体；从“有期约久不至”开始，则行草并用，越到后面，字字距离越显宽松，用笔越来越灵动，可以想象书家感情从平静到激越的变化；到末两行“顿首奉白……”书写节奏明显加快，特别是末行前八字，尽管每字独立，其内在笔势却连绵起伏，气脉畅达，一气呵成，潇洒飘逸，与第一行截然不同，对比强烈；到“至友”处稍作停驻，“侍史”两字连缀一笔到底，戛然而止，似言有尽而情无穷。由于此件系手札，行文有固定格式，为表示对受信人的尊重，一行未到底，即另起一行等，从而使章法形成了“上齐下不齐”和“大疏大密”的艺术效果。书写者“无意于佳”，欣赏者却能产生规整与变化、缜密与疏朗妙契无间的审美感受。此帖第4行的“何也”、第7行的“报耳”结体稍夸张变化，所以显得特别有风采，但从整篇看，还是很拘谨。帖上有项子京诸印，著录于《石汇宝笈初编》卷十。

　　《期约帖》并未从根本上摆脱赵孟頫为代表的元代书风束缚，个性并不突出，并没有真正做到创新，这就是虞堪在书史上平淡的原因，虽然他有意或无意地想改变，并没有走出当时世人给套上的枷锁。但我们从虞堪书法中可以看出赵孟頫书风在元末的逐渐式微，以及更多更新的审美意识与审美取向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他们的可贵尝试和经历，为后代变法提供了有益的营养。